今年上半年，随着巨头和新锐们密集发布新产品，AI眼镜掀起消费热潮，而“拍摄功能”也引发隐私争议和担忧。
近日，南都记者走访深圳华强电子世界与赛格电子市场时注意到，有大量不知名品牌的AI眼镜在售，部分眼镜的拍摄指示灯可以通过镜框上的按钮“一键关闭”。另在部分电商平台，记者搜索发现，打着“华强北顶配”“某米同款”“工厂直销”标签的AI眼镜不在少数。
可见，各种AI眼镜的普及，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。除了山寨AI眼镜以偷拍为卖点，即便是正规产品，某种程度上也存在隐私保护的隐患，甚至一些厂商将“指示灯可关闭”作为卖点。这使得公共场所拍摄，可能成为一个严重对立的舆论问题，继而影响AI眼镜行业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。
对隐私不被侵犯的合理预期
AI眼镜拍摄引起的纠纷，关键在于隐私权的法律界定。
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偷窥、偷拍、窃听、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。
隐私主要包括三大类，即私人信息，如个人情况，病历、三围、财产状况等；私人活动，如社会交往、夫妻性生活、婚外恋等；私人领域，也称私人空间，指个人隐秘部位、个人日记、居室等。
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，各国所遵循的隐私界定原则是“隐私止于屋门之前”，即主要集中于对家庭内私密的保护，而公共场所“不被认为存在合法的隐私”。随着微型摄像技术的普及，令“隐私止于门前”的理念渐渐变得不合时宜。
20世纪80年代，美国法学家麦克鲁格提出“隐私合理期待”观点。比如一个人将日记藏在抽屉里，他对自己日记就是有隐私预期的。但如果，他将日记扔在大街上，做成海报，他就放弃了对日记的隐私期待。
公共场所，也可以有对隐私的合理期待。因为私生活不仅在住宅之内，也存在于外在环境之中。只要权利人相信其活动不在公众视野中，有“隐”的意思表达，有“藏”的动作，那么，就可以认为，当事人有对隐私不被侵犯的合理预期。
回到具体的场景中来，裙底显然属于合理期待的范围，从头顶往下拍，显然也属于合理期待的范围。这都是典型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行为。但是，一个女生坐在地铁座位上，男生站着，目光所及所看到的，或者他戴了一个AI眼镜，是否属于隐私的合理期待范围呢？
如果严格按照中国法律，这不是隐私。但在现在社会思潮中，对隐私的界定越来越严格。这点毋庸置疑。而AI眼镜的出现，必然会倒逼形成新的社会共识。
需要构建协同防控体系
从法律上，以拍摄隐私作为卖点的AI眼镜，可能构成“销售窃听、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的行为”。
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，非法生产、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是指非法生产、销售窃听、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的行为。
2024年，王昌铭通过某二手平台销售加装摄像头的手表、机顶盒等窃听、窃照设备，获利1890元，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。
偷拍设备违规售卖问题长期存在且难以根治，背后不仅有法律惩戒力度不足的短板，更存在监管执行不力的困境。而AI眼镜的出现，相当于为他们打了掩护。本来在一些电商平台、社交软件上，搜索“针孔摄像头”“隐藏摄像头”等词条，会被直接屏蔽，现在则可以搜索AI眼镜来找到卖家。
对此，一方面要强化源头治理，从生产全流程搭建刚性约束体系；另一方面要填补销售环节的监管漏洞，通过构建线上线下联动、平台与监管协同的防控体系，切断偷拍设备产业链。
当然，行业在技术层面可能需要出台强制标准，法律层面也需补齐监管空白，产业发展方面则需重视伦理生态，尤其是大厂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，尊重个人隐私。
公共场所拍摄与隐私保护难兼顾
AI眼镜，现在都有拍摄提示的设定，但某种程度上，这些措施很容易被绕过。任何计算机设备都是可以破解的，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关闭，甚至干脆在物理上弄坏。
试想一下，一个人在公共场所，面对另一个戴着智能眼镜的人，正常地看着自己，红灯也没闪烁，他该怎么办？
如果报警，查证需要花费自己的时间、耗费警力，最终只是正常角度拍摄，或者更微妙的，这个人声称只是在拍摄其他物品，只是不可避免地将人拍进去了，那么，警方是无法处罚的。
一个人故意搞坏了提示灯，但他可以说是坏掉了，自己并不知道。一个类似的情况是，车灯坏了，从来不在处罚范围内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公共场所是可以拍摄的，随着大量AI眼镜进入，引发的投诉、报警的案件可能非常多，最后必须投入大量的警力去调查，而法律后果轻微。
那么，在经济上可行的办法，就是在多个场合禁止AI眼镜进入，或者进入后必须取下。这是一个更容易识别的办法，也更可行。
消费者使用数据关乎行业发展
不过，禁止也有禁止的坏处。
首先，AI眼镜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极大的方便。翻译、导航、可以辅助残疾人出行，为盲人将画面转为文字、为听障人士将声音转为画面。
其次，作为AI的一个重要终端，AI眼镜背后是，精密制造、精密光学、视网膜投影等一系列技术。只有大规模消费级的应用，才能推动相关技术进一步发展。
在人类大脑接收的信息总量中，视觉占了90%以上。人类的这个生理特征，使得人类社会的信息，大部分都是视觉构成的，比如，马路上的各种信息。这也是为什么，自动驾驶即便加入了激光雷达，也仍然是以光学信息为基础的。
未来AI的发展，多模态的AI，仅仅靠文字输入是不行的，一定需要大量输入各种场景的光学信息。在模拟输入、实验性输入、厂家的主动输入之外，真正重要的是消费者使用中输入的各种数据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产量越大，能力越强，竞争力更强，市场份额越大的正反馈循环。而在这个循环中，数据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。
这就意味着，当一个社会出台立法，在多个场景，严格限制AI眼镜后，就会抑制AI的数据输入，这就像挡住了AI的眼睛，限制相关行业的发展。
另一个微妙而深远的影响是：如果将一些场景视为隐私，那么，在公共场所外露隐私，最终将变为不道德的、羞耻的。这是一个逻辑上的必然。
总之，现在舆论对于公共场所拍摄的认知，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，实际上是一种“严格且模糊的状态”。但AI眼镜，将会打破这种模糊的局面。
可以拍，还是不可以拍，这本质上是一个公共选择，建立在充分的社会讨论之上。重要的是，不能基于情绪去选择，而是要明白如何选择会产生什么影响与后果，然后再进行理性抉择。
今年上半年，随着巨头和新锐们密集发布新产品，AI眼镜掀起消费热潮，而“拍摄功能”也引发隐私争议和担忧。
近日，南都记者走访深圳华强电子世界与赛格电子市场时注意到，有大量不知名品牌的AI眼镜在售，部分眼镜的拍摄指示灯可以通过镜框上的按钮“一键关闭”。另在部分电商平台，记者搜索发现，打着“华强北顶配”“某米同款”“工厂直销”标签的AI眼镜不在少数。
可见，各种AI眼镜的普及，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。除了山寨AI眼镜以偷拍为卖点，即便是正规产品，某种程度上也存在隐私保护的隐患，甚至一些厂商将“指示灯可关闭”作为卖点。这使得公共场所拍摄，可能成为一个严重对立的舆论问题，继而影响AI眼镜行业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。
对隐私不被侵犯的合理预期
AI眼镜拍摄引起的纠纷，关键在于隐私权的法律界定。
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偷窥、偷拍、窃听、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。
隐私主要包括三大类，即私人信息，如个人情况，病历、三围、财产状况等；私人活动，如社会交往、夫妻性生活、婚外恋等；私人领域，也称私人空间，指个人隐秘部位、个人日记、居室等。
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，各国所遵循的隐私界定原则是“隐私止于屋门之前”，即主要集中于对家庭内私密的保护，而公共场所“不被认为存在合法的隐私”。随着微型摄像技术的普及，令“隐私止于门前”的理念渐渐变得不合时宜。
20世纪80年代，美国法学家麦克鲁格提出“隐私合理期待”观点。比如一个人将日记藏在抽屉里，他对自己日记就是有隐私预期的。但如果，他将日记扔在大街上，做成海报，他就放弃了对日记的隐私期待。
公共场所，也可以有对隐私的合理期待。因为私生活不仅在住宅之内，也存在于外在环境之中。只要权利人相信其活动不在公众视野中，有“隐”的意思表达，有“藏”的动作，那么，就可以认为，当事人有对隐私不被侵犯的合理预期。
回到具体的场景中来，裙底显然属于合理期待的范围，从头顶往下拍，显然也属于合理期待的范围。这都是典型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行为。但是，一个女生坐在地铁座位上，男生站着，目光所及所看到的，或者他戴了一个AI眼镜，是否属于隐私的合理期待范围呢？
如果严格按照中国法律，这不是隐私。但在现在社会思潮中，对隐私的界定越来越严格。这点毋庸置疑。而AI眼镜的出现，必然会倒逼形成新的社会共识。
需要构建协同防控体系
从法律上，以拍摄隐私作为卖点的AI眼镜，可能构成“销售窃听、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的行为”。
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，非法生产、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是指非法生产、销售窃听、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的行为。
2024年，王昌铭通过某二手平台销售加装摄像头的手表、机顶盒等窃听、窃照设备，获利1890元，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。
偷拍设备违规售卖问题长期存在且难以根治，背后不仅有法律惩戒力度不足的短板，更存在监管执行不力的困境。而AI眼镜的出现，相当于为他们打了掩护。本来在一些电商平台、社交软件上，搜索“针孔摄像头”“隐藏摄像头”等词条，会被直接屏蔽，现在则可以搜索AI眼镜来找到卖家。
对此，一方面要强化源头治理，从生产全流程搭建刚性约束体系；另一方面要填补销售环节的监管漏洞，通过构建线上线下联动、平台与监管协同的防控体系，切断偷拍设备产业链。
当然，行业在技术层面可能需要出台强制标准，法律层面也需补齐监管空白，产业发展方面则需重视伦理生态，尤其是大厂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，尊重个人隐私。
公共场所拍摄与隐私保护难兼顾
AI眼镜，现在都有拍摄提示的设定，但某种程度上，这些措施很容易被绕过。任何计算机设备都是可以破解的，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关闭，甚至干脆在物理上弄坏。
试想一下，一个人在公共场所，面对另一个戴着智能眼镜的人，正常地看着自己，红灯也没闪烁，他该怎么办？
如果报警，查证需要花费自己的时间、耗费警力，最终只是正常角度拍摄，或者更微妙的，这个人声称只是在拍摄其他物品，只是不可避免地将人拍进去了，那么，警方是无法处罚的。
一个人故意搞坏了提示灯，但他可以说是坏掉了，自己并不知道。一个类似的情况是，车灯坏了，从来不在处罚范围内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公共场所是可以拍摄的，随着大量AI眼镜进入，引发的投诉、报警的案件可能非常多，最后必须投入大量的警力去调查，而法律后果轻微。
那么，在经济上可行的办法，就是在多个场合禁止AI眼镜进入，或者进入后必须取下。这是一个更容易识别的办法，也更可行。
消费者使用数据关乎行业发展
不过，禁止也有禁止的坏处。
首先，AI眼镜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极大的方便。翻译、导航、可以辅助残疾人出行，为盲人将画面转为文字、为听障人士将声音转为画面。
其次，作为AI的一个重要终端，AI眼镜背后是，精密制造、精密光学、视网膜投影等一系列技术。只有大规模消费级的应用，才能推动相关技术进一步发展。
在人类大脑接收的信息总量中，视觉占了90%以上。人类的这个生理特征，使得人类社会的信息，大部分都是视觉构成的，比如，马路上的各种信息。这也是为什么，自动驾驶即便加入了激光雷达，也仍然是以光学信息为基础的。
未来AI的发展，多模态的AI，仅仅靠文字输入是不行的，一定需要大量输入各种场景的光学信息。在模拟输入、实验性输入、厂家的主动输入之外，真正重要的是消费者使用中输入的各种数据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产量越大，能力越强，竞争力更强，市场份额越大的正反馈循环。而在这个循环中，数据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。
这就意味着，当一个社会出台立法，在多个场景，严格限制AI眼镜后，就会抑制AI的数据输入，这就像挡住了AI的眼睛，限制相关行业的发展。
另一个微妙而深远的影响是：如果将一些场景视为隐私，那么，在公共场所外露隐私，最终将变为不道德的、羞耻的。这是一个逻辑上的必然。
总之，现在舆论对于公共场所拍摄的认知，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，实际上是一种“严格且模糊的状态”。但AI眼镜，将会打破这种模糊的局面。
可以拍，还是不可以拍，这本质上是一个公共选择，建立在充分的社会讨论之上。重要的是，不能基于情绪去选择，而是要明白如何选择会产生什么影响与后果，然后再进行理性抉择。
